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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帝”于一身的石臺孝經碑

作者:車喜韻

2019年06月17日07:58

來源:陜西傳媒網-陜西日報

它是西安碑林中形制最氣派的一通頂天立地碑,刻立于1274年前唐朝的鼎盛時期,通體黑潤,頭頂三重卷云華蓋,腳踏瑞獸護佑的3層石臺。

它立于西安碑林整個建筑的中心,人們為它專門建立了一個碑亭。它的碑石上刻著孔子的《孝經》,留有唐朝兩位帝王的御筆寶墨。

圓勁的小篆、莊重的隸書、正挺的楷書、飄逸的行書,4種書體集于一身,記錄著唐玄宗時期盛行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讓它成為西安碑林迎客第一碑。

它就是西安碑林鎮館之寶之一 —— 國寶級文物石臺孝經碑。

姓名:石臺孝經碑

年齡:1274歲

職稱:國寶級(一級甲等)

戶籍登記時間: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

籍貫:陜西省西安市

出生時間:唐天寶四載(公元745年)

現住址:西安碑林博物館

聯系電話:(029)87210764

1959年9月的石臺孝經碑亭。 資料圖片

1973年開始維修石臺孝經碑,1974年維修后進行組裝。 資料圖片

集“三帝”于一身

石臺孝經碑緣何沒有像其他的碑石一樣放在展室中陳列,而要為其專門建一座碑亭?

“這座碑亭是西安碑林的標志性建筑,石臺孝經碑也是西安碑林的鎮館之寶之一——號稱西安碑林第一碑。這不僅因其是碑林迎客第一碑,更重要的是此碑集‘三帝’于一身:碑文刻的是文宣王孔子(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為文宣王,西夏時期孔子曾被尊為文宣帝)所撰《孝經》(另一傳說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記錄了其與孔子的對話);留下了唐朝兩位帝王的御筆,唐玄宗李隆基御筆書《孝經》,文和注均為隸書,御批為行書;唐肅宗李亨用篆書題寫碑額(寫碑額時李亨為太子),連同國子祭酒李齊古的楷書上表,是篆、隸、楷、行4種書法字體集于一碑的藝術杰作。石臺孝經碑是最早進入碑林的碑石之一,同時也是碑林中設計最考究、體積最大的碑石。此碑無論從文物價值、文化價值還是藝術價值上來說,都堪稱中國乃至世界古代碑石中的佼佼者。”6月3日下午,站在石臺孝經碑前,講解員陳利峰指著高大的碑石說。

記者圍著石臺孝經碑轉了一圈又一圈,一遍遍品讀著這通形制最氣派的頂天立地碑。造型精美、極富特色,碑首雕有三重卷云華蓋,高貴典雅;碑身由4塊黑色細石合成,華麗大方;碑座3層石臺的4面都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茂盛的蔓草和雄奇的瑞獸,兩種原本并不協調的動植物被刻畫得融洽無間。碑石整個構圖給人以威武、活潑的感覺,為盛唐的藝術精華。石臺孝經碑落成于唐天寶四載(公元745年),高620厘米,記錄著唐玄宗時期盛行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唐玄宗李隆基御筆隸書的《孝經》,用筆豐腴華麗、大氣磅礴,結構莊嚴恢宏;碑額“大唐開元天寶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16個字,是當時的太子、后來的唐肅宗李亨用清秀的篆書撰寫;碑文上還刻有唐玄宗的御批行書,飄逸靈動,自然流暢;碑身上最小的字是當時參與鐫刻這通名碑的人員以及機構的名字,用唐楷書寫。

“唐玄宗為了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統治,遵循‘以孝勸忠’的理念,大力提倡傳統的孝道觀念就逐漸成為唐玄宗時期的一項重要國策。他曾兩度為《孝經》作注,陸續發布御注《孝經》及詔書。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天寶四載,又詔令將經與重注全文刻石立于太學,供天下讀書人摹寫抄刻,此石即為現立于西安碑林的石臺孝經碑。”西安碑林博物館科研辦主任、研究員景亞鸝介紹說,“國子祭酒李齊古主持刻勒完成后,將石臺孝經碑拓本拿給唐玄宗看,唐玄宗看后非常滿意,揮筆贊道‘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范將來,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表,深嘉用心’。這段御批的行書大字,連同李齊古的楷書上表,隨后也一并刻在了石臺孝經碑之末。”

石臺孝經碑亭(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攝)。 本報記者 車喜韻攝

三次遷置留下“真容”

“石臺孝經碑原本放在唐代國子監,位于唐長安城務本坊(今天西安城的南關正街與文藝北路之間的北半部)。唐代末年,黃巢起義后,唐室衰微,軍閥連年混戰,長安城遭遇毀滅性破壞。黃巢舊將朱溫于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正月強迫唐昭帝遷都洛陽,這場浩劫,使得昔日繁華的周秦漢唐都城成為一片廢墟。”景亞鸝說,“唐昭宗東遷后,時任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的許國公韓建留守長安,為便于防守,對已成廢墟的長安城進行縮建重修,而后劉鄩于后梁開平三年(公元909年)鎮守長安。此次唐石經的遷置是由韓建、劉鄩一先一后共同完成的,將已處于新城之外的唐石臺孝經碑等碑石從務本坊的國子監,移到唐尚書省之西隅文宣王廟內,大致相當于今天西安市北大街以西,北廣濟街以東,鼓樓以北,西華門街以南這一帶。”這是石臺孝經碑的首次遷置。

“北宋時期,社會從歷史動蕩中漸漸復蘇,中國社會出現了遠比前代更為龐大的文人群體。此時的知識分子熱衷于對古代禮樂器物等金石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而歷代碑刻正是他們所關注的。”西安碑林博物館副館長、研究館員王原茵說,“北宋時長安稱為京兆府,在崇尚金石的氛圍中,從北宋之初起,京兆府的守官和地方士紳,開始將散落于城郊各處的碑石向城內文宣王廟集中,使它們如原本存藏于此的石臺孝經碑一般得以應有的保護。碑林的形成與宋代金石學興起有關,同樣,清代碑林的發展與當時的金石學大盛亦關系密切。”

“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包括石臺孝經碑在內的唐石經碑在時任陜西轉運副使呂大忠主持下又有一次搬遷,唐石經碑所在的唐尚書省之西隅一帶,民居雜亂,已今非昔比,不利于唐石經碑的存藏,于是呂大忠與當時京兆府府學主持者黎持商議,決定將唐石經碑‘徙置于府學之北墉’。具體位置在哪里,目前尚無法考稽,還有待新資料的問世。”王原茵介紹道。這是石臺孝經碑的第二次遷置。

“北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唐石臺孝經碑等石刻遷置到今天碑林的位置,建成一座獨立院落加以陳列。此后,金、元、明、清諸代,府學、文廟、碑林便一直未予遷動。因此,又有碑林現址肇建于此年之說。”陳利峰說,這次遷置是石臺孝經碑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遷置。

石臺孝經碑局部。 記者 車喜韻攝

修復時收獲意外驚喜

陳利峰介紹說:“著名建筑設計師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都是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組的成員。在設計風格上,他們主張以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唐代風格為藍本,更好地表達人民對英雄的歌頌與懷念。具有可參考價值的實物就是石臺孝經碑,它便成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最初設計藍本之一。”

歷史上對碑林進行過多次整修,近代以來西安碑林最大的一次整修在1937年至1938年進行,由建筑學家梁思成對整修方案予以具體指導,為今日碑林格局打下了基礎。其中的石臺孝經碑亭照舊翻新,并將地面挖低,使3層臺基全部顯露(原僅露1層),柱間改為欄桿,這一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誰也沒有想到,石臺孝經碑在西安碑林放置了數百年后,竟然從中又發現了新的寶貝。

景亞鸝介紹說:“1973年,對臺基破裂、碑身傾斜、四石不能合攏的石臺孝經碑,在未拆除碑亭的情況下進行了整理修復。工作人員在石材中間的縫隙中,意外發現了宋金時期木刻版畫《東方朔盜桃》和懷仁集王圣教序碑整幅南宋拓本,以及宋金時期錢幣等其他文物。其中的懷仁集王圣教序碑南宋拓本已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這為石臺孝經碑又增添了一份傳奇的色彩。

《東方朔盜桃》木刻版畫,把人們帶到了傳奇的古神話中。傳說西天王母娘娘種有蟠桃仙樹,此樹3000年才開花結果一次,每到蟠桃成熟,王母娘娘會邀請眾仙品嘗。大家都熟知《西游記》中孫悟空大鬧蟠桃會,而在孫悟空之前,被神話了的西漢文學家東方朔已成功地偷嘗到仙桃。傳說有一天,東方朔偷偷跑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園,準備偷吃蟠桃。卻被看護蟠桃園的玉女董雙成發現捉住。董雙成年輕貌美,東方朔才學過人、談吐風趣,兩人一見傾心,漸生情愫,東方朔3次偷吃蟠桃,一對才子佳人的愛情傳說,也因此千古流傳。

懷仁集王書圣教序碑為唐代僧人釋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懷仁傳為王羲之后裔,尤善王羲之書法,唐人敬重王羲之書法,而且在當朝大量采用摹寫(包括雙鉤臨摹)和集字刻碑兩種方式傳播,當然摹寫不是唐代的發明,可集字卻是當時別開生面的首創。懷仁集王書圣教序碑拓本眾多,但以此次發現的南宋拓本最為完善。

這些寶物是什么人什么時間放進石臺孝經碑里的,至今無法知曉。

“石臺孝經碑的刻立,使儒家經典《孝經》的傳播更加廣泛,更加深入人心。”王原茵告訴記者。記者 車喜韻

(責任編輯:韋世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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